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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我想,认真于过程还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这样的认真,一旦不认真了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唯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小说可以写不认真的人,但那准是由认真的人所写并由认真的人去看,可别因为屡屡写不好就推脱说自己没认真,甚至扬言艺术原就是扯淡,那样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自然之神以其无限的奥秘生养了我们,又以其无限的奥秘迷惑甚至威胁我们,使我们不敢怠慢不敢轻狂,对着命运的无常既敬且畏。我们企望自然之母永远慈祥的爱护,但严厉的自然之父却要我们去浪迹天涯自立为家。我们不得不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航天飞机的创造历程。日日月月年年,这历程并无止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而又怀疑其意义何在之时,我们茫然若失就一直没能建成一个家。太阳之火轰鸣着落在地平线上,太阴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难眠,我们想起:家呢?便起身把这份辛苦、这份忧思、这份热情而执著的盼望,用斧凿在石上,用笔画在墙上,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然之神倾诉;为了吁请神的关注,我们又奏起了最哀壮的音乐,并以最夸张的姿势展现我们的身躯成为舞蹈。悲烈之声传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们忽然茅塞顿开听到了自然之神在赞誉他们不屈的儿子,刹那间一片美好的家园呈现了,原来是由不屈的骄傲建筑在心中。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而且我们知道了,一切创造的真正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无论什么行当,一旦做到极致,人们就说它是进入了艺术境界,它本来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现在主要是心灵的美的家园)。我们先是立了一面镜子,我们一边怀着敬畏滚动石头,一边怀着骄傲观赏我们不屈的形象。后来,我们不光能从镜子里,而且能从山的峻拔与狰狞、水的柔润与汹涌、风的和煦与狂暴、云的变幻与永恒、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悠久、草木的衰荣与虫兽的繁衍,从万物万象中看见自己柔弱而又刚劲的身影。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敬畏与骄傲,这两极!

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但还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做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度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也许先锋二字是特指一派风格,但那就要说明:此“先锋”只是一种流派的姓名,不等于文学的前途。一向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余华先生说,他并不是先锋派,因为没有哪个真正的作家是为了流派而写作。这话说得我们心明眼亮。)

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我差不多觉得上述文字都是废话,因为事情过于明白了。但是一涉及到写作,上述问题又似乎不那么明白了,至少是你明白我明白而某些管我们的人不明白。譬如:凭什么要由某人给我们规定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呢?如果美单出自他一个人的大脑当然也可以,但已经没人相信这是可能的事了。如果美是唯一的一碗饭,这碗饭由他锁在自己的柜橱里,在喜庆的日子他开恩拨一点在我们的碗里让我们也尝尝,如果是这样当然就只好这样。但可惜不是这样。很不凑巧美不是这样的一碗饭。美是每一个精神都有能力发展都有权去创造的,我们干吗要由你来告诉我们?尤其是我们干吗要受你的限制?再譬如深入生活,凭什么说我们在这儿过了半辈子的生活是不深入的生活,而到某个地方呆三个月反倒是深入的?厂长知道哪儿有什么土特产令采购员去联系进货,李四光懂得哪儿有石油带工人们去钻井,均收极佳效果。但美不是哪方土特产也不是矿物,处处皆有美在正像人人都可做佛,美弥漫于精神的弥漫处。渴望自由的灵魂越是可以在那儿痛享自由,那儿的美便越是弥漫得浓厚,在相反的地方美变得稀薄。进一步说,美的浓厚还是稀薄,决定于人的精神是坚强还是孱弱,不屈还是奴化,纯净还是污秽,生长创造还是干涸萎缩,不分处所。你被押送到地狱,你也可以燃起悲壮的烈火,你人云亦云侥幸得上天堂,你也可能只是个调戏仙女的猪八戒。与通常说到真理时的逻辑一样,美也是在探索与创造中,她不归谁占有因而也不容谁强行指令。“天蓬元帅”因要强占造化之美,结果只落得个嘴长耳大降为人间的笑料。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奸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是非用纸笔不可。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

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当约翰逊跑出九秒八三的时候,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时候,当大旱灾袭击非洲的时候,当那个加拿大独腿青年跑遍全球为研究癌症募捐的时候,当看见一个婴儿出生和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欢呼还是痛苦还是感动还是沉思,都必然地忘掉了阶级和制度,所有被称为人的生物一起看见了地狱并心向天堂。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会变得狭隘乃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

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希望。电子游艺娱乐游戏城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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